小编采访

吴佩孚是如作甚人处世的

北洋军阀吴佩孚(1874-1939)是个毁誉一身、盖棺尤难论定的人物。他以一破落秀才而横空出世,手握重兵,势倾朝野;一生几度失势又几度雄起,大起大落,跌宕起伏。而这一切,都与他的为人处世有直接的关系。

知恩图报

吴佩孚,字子玉,山东蓬莱人,早年历经坎坷,考取了秀才却做官无门,又因得罪了富豪,被迫背井离乡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城,希望能找条出路。他做过算卦先生,依然穷困潦倒。后经人指点到天津巡警营吃了兵粮,做了个社会地位低下的“丘八”。

吴佩孚面目清秀,但在兵营里并不吃香。军训时常常因动作不合格而被教官惩罚,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。尔后被“委任”为“戈什哈”,就是勤务兵,给长官当佣人,可以说混得狼狈到家了。但世事福祸互为因果,吴佩孚反而得到巡警营一个幕僚郭绪栋的赏识。

一天,吴佩孚替郭送一份公文函件,发现郭用错了一个典故,顺口嘟囔了出来,不意这郭老夫子慧眼识真才,便和吴攀谈起来,发现这个勤务兵见识不凡,认定是个难得的伟器,于是不仅和吴拜了把子,还对人说:“子玉日后前途无量,我等都得仰仗他。”后来,郭拉关系走后门,推荐吴到武备学堂做了士官生,使吴有了起步的基础。

吴佩孚读四书五经出身,浸透一股知恩图报的情结。在他飞黄腾达后,对这位恩兄念念不忘。在开府洛阳时,除曹锟的使者外,所有中外宾客,吴都没有亲自迎送,唯独对这位郭兄,礼遇有加,始终不渝。郭有大烟瘾,吴有禁烟令,于是特下手谕:“只许郭公过瘾,不准僚属破戒。”郭偶尔害病,吴衣不解带亲自服侍。不但如此,吴佩孚对郭绪栋言听计从;吴和太太、丈母娘闹家务,吵得一塌糊涂,郭一劝就灵。后来,郭起了衣锦还乡的念头,吴就保举郭做山东盐运使;郭嫌小,闹了一阵子脾气,说:“难道我就不够当一任省长吗?”于是吴又保荐郭做省长。郭继续闹花样:“我不做省长则已,要做就在山东本省露脸,这才光宗耀祖。”孰料人的福禄有限,当吴大费周折地为其谋到山东省长位子之时,郭竟沉疴不起,伸腿离世。吴佩孚亲撰挽联:“公而忘私,国而忘家,弃下老母孤儿,有我完全负责任;义则为师,情则为友,嗣后军谋邦政,无君谁与共商量。”

吴佩孚对曹锟也有感恩之情,一生追随。1906年,吴佩孚在曹锟为统制的第三镇当营长,但曹并不喜欢吴,一度还准备免去他的职务。当时吴部在吉林驻防,一次曹锟要用东北地图,第三镇内竟找不出来,只有吴佩孚有,这是因为日俄战争期间吴佩孚在东北给日本做过谍报工作,曾有这项地图的测绘。吴因此才保全了营长职务。1913年,汤芗铭督湘,曹锟率部驻防岳州。一日,汤举行典礼仪式,请曹锟演讲,曹不谙此道,其参谋长等也都不善于辞令,吴佩孚趁机毛遂自荐,说:“师长,我愿意替你说两句,好吗?”曹锟求之不得。吴佩孚的演讲当然也不会太好,可汤芗铭却大为赞赏,称吴是个了不起的人才,而曹锟仍不以为然。后来汤想跟曹锟借吴去当旅长,曹没有吭声,而其部下则说:“咱们的人才,咱们不会用,让人家借去当旅长,咱们不会给他当旅长?”于是,曹锟任命吴佩孚为第三师第六旅旅长,从此吴飞黄腾达。可以说正是由于曹锟的赏识和提携,吴佩孚才有充分发挥才智的机会,才成就了一番事业。因此,吴佩孚深感曹锟的知遇之恩,一心一德效忠曹锟,效忠北洋。

曹锟贿选,吴佩孚深恶痛绝,吃饭时若提起总统选举之事,往往潸然泪下;曹锟贿选成功,吴佩孚顿足叹惜,痛斥宵小误国误曹;曹锟入京就任总统,吴佩孚也不祝贺。虽然如此,但吴从不公开阻止,不说坏话,听之任之,对曹锟的忠心可谓矢志不渝。

愚忠不值得提倡,但吴佩孚怀有知恩图报之心,这与当时那些朝秦暮楚、背信弃义的军阀们相比,可谓鹤立鸡群。

“豫民何辜”

吴佩孚家境贫寒,却是一个大烟鬼,按他乡下穷秀才的身价,只配在鸦片馆次席过口瘾就走。一次吴佩孚误入铺有大红毯的“雅座”,被里面一个有头面的乡绅一脚踹出了门。

孰料到,山不转水转,吴佩孚当管带(营长)时,在自己地盘碰到那个将他踹出门的劣绅翁钦生。翁一见吴就想溜。此刻,吴佩孚完全可以好好羞辱其一番,但吴自有想法:若非当初这一记飞脚,自己难保一辈子在蓬莱县做穷秀才兼大烟鬼!于是挽之回营吃饭,并请其带信回家,还替买车票,送其上车。翁钦生回到蓬莱后,逢人就夸赞吴佩孚的气度。后来吴当了大帅虎踞洛阳,翁钦生厚颜投靠,还得了个不大不小的职位。从这件事看,吴佩孚为人还算厚道。

吴佩孚曾跟幕僚蒋罗宾昔年同在武备学校当士官生。蒋曾买过一柄白折扇,被吴泼墨挥毫,糟踏得一塌糊涂。吴还说:“保不准他日咱家的一幅字,你求也求不到哩。”蒋没长后眼,不依不饶要吴赔,吴只好赔了他一把新折扇。后来蒋到洛阳投靠已是“孚威上将军”的吴佩孚,做了军事参议。一天,他拿着宣纸求大帅“墨宝”。吴佩孚想起了往事说:“别人要字,成;你要,不成。还记得我赔你扇子吗?”蒋是个诚实人,说:“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如今大帅脚踩过的烂泥也是香的。”吴、蒋皆笑。

吴佩孚在用人上拒用亲属,曾下令,吴姓的“天、孚、道、远、隆”五世永不叙用。这种用人观在北洋军阀中还是比较罕见的。他委用故旧,也看其能力。同学王兆中前来依附,吴佩孚委其为上校副官,每月照例支薪,却无多少事可做。王不甘寂寞,想当县长,乃活动吴左右,请派河南。吴佩孚批了4个字:“豫民何辜?”此公居然搞不明白吴大帅的嘲讽,又求调旅长,搞了个条陈:“愿提一旅之众,讨平两广,将来报捷洛阳,释甲归田,以种树自娱。”吴佩孚此次更幽默,批复:“先种树再说。”

老帅少帅

在北洋巨头中,吴佩孚起步不算早,辈分更不算高。当段琪瑞、张作霖、冯国璋等都已是民国风云人物时,吴不过是陆军第三师的小小团长。数年之后,当比他还小一岁的张作霖成为奉军“老帅”时,吴佩孚虽已成为曹锟大帅的智囊,但职务却只是第三师师长。

一次,吴佩孚随曹锟去天津与张作霖会晤,因屡屡插话而被张作霖好好地挖苦了一顿:“我同三哥有要事相商,一个师长跟着瞎掺和什么?要是师长能掺和的话,俺奉军的师长有一堆哩!”颇有自尊心的吴佩孚羞恼离去,上车前丢下了一句狠话:“早晚要让你张胡子认识俺这个师长的厉害!”“胡子”是说张作霖当过土匪。

没过几年,张胡子果然领教了吴佩孚的厉害。民国15年(1926年)春,张作霖虽然入主了中南海,却不得不会见直奉战争的死对头,与现在的伙伴吴佩孚共商国是。吴大帅抵达时,张在门前谦恭地迎候,并亲昵地一口一个“大哥”地叫着,待吴入室坐定,张开口即说:“过去一切错误,承兄海涵原谅。”这在江湖上称之为“此一时彼一时也”。

星转斗移,1932年,失魂落魄的吴佩孚离开成都,来到了北平。张大帅之子少帅张学良给了“玉帅”好大的面子,亲率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。从前门火车站到什锦花园,上百辆轿车排成了长龙,可谓盛极一时。张学良为吴佩孚安排了居所,并提供了可观的生活费,每月4000元。

然而吴佩孚并不领情,当晚回访张学良,刚一坐定,就大发其火,责问张为什么沈阳事变不抵抗?保存实力作何用?张学良顾左右而言他。吴佩孚叹道:“国恨你不报,私仇你不报,真没出息!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,真是不忠不孝。”又说:“你不抗日,我帮你抗,我不是为名为利,我左手拿回东三省,右手交给你。你有仇不报,真是笑话!”

装疯卖傻

吴佩孚和其他小站新军或行武或绿林出身的军阀有所不同,他口诵经典,熟读兵法,善于临机应变,长于权术谋略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本事:当他要见一个不想见而又非见不可的人,会故意装疯卖傻,说些完全不着边际的话,令人啼笑皆非,不知所云,只好尽快结束见面,告辞走人。

冯玉祥与吴佩孚曾经私交不错,但后来却是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,再到洛阳,吴佩孚就会以“装傻”应付,让冯大长见识。冯玉祥在自传《我的生活》中就有一段生动的记录:

有一天,我到洛阳和他(吴佩孚)晤谈,我说对日的外交应该确立方针,严切注意,日本国内的情形应该努力设法详加调查。他却说日本的事不必看重,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的移民,听他们说话,就是吴音,和我们江苏口音一样,他自己就是吴太伯之后,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辈,若有交涉,他只要发一电报去,以此历史说之,无事不可成。我又说我们此时当倾注全力建立国防,而创办空军,培育航空人才尤为切要。他却说我国自古就放风筝,这种风筝就可以把他们挂下来。最后我又谈及河南旱灾,以为此事可忧,当设法防救。他马上把桌子上的签筒拿过来,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,嘴里还嘟哝了一会儿,一连下了六七卦,和我说,不要着急,明天午后二时定要下雨。我觉得好笑,问他哪方向下雨,他说在西北方。第二天午后三时不见一丝雨意。我问他何以不下雨,他说已经下了,还正在下着,我问在哪里?他答道在莫斯科。

恪守“四不”

吴佩孚以自我标榜而著称于世。不论是得意之时,还是失意之际,他总是矜持自傲,孤芳自赏,最能体现其性格的就是他的“四不”。

吴佩孚蛰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时期,主要靠“世侄”张学良给“补助费”维生,但他不为窘困所迫,撰写一副对联,挂在客厅,以明心迹。其对联为:

得意时清白乃止,不纳妾,不积金钱,饮酒赋诗,犹是书生本色;

失败后倔强到底,不出洋,不走租界,灌园抱瓮,真个解甲归田。

在这长联中,吴佩孚明确地表明了“四不”,即:不纳妾,不积金钱,不出洋,不走租界。

对于这“四不”,吴佩孚有些心虚的就是“不纳妾”。原来,吴佩孚与原配李夫人感情甚笃,但李夫人始终未育。依照当时的观念,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,所以,在其母吴老太太的安排下,吴佩孚又娶了张氏为侧室,但对这事,他始终存有愧疚之意。后来,李夫人早逝,张夫人仍然没有生育,但吴再没有动纳妾的念头。所以,“不纳妾”这一“不”,吴佩孚可以说基本上坚持了。

在“四不”中的“不积金钱”,吴佩孚终生贯彻。

是军阀就要敛财,吴佩孚也不例外。为了养活庞大的军队,他巧立名目,增捐加税,随意搜刮。直系军阀的穷兵黩武和专制统治,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。然而,吴佩孚敛财是敛财,却没有中饱私囊,真正做到了“不积金钱”。1938年,吴佩孚曾经向他的秘书杨云史谈及:“早先家里有几亩薄田,现在中央又补助三千元,可以过得去了;这年头,过得去已经是福气了。”

“四不”中的“不出洋”,吴佩孚做到了。在当时,军阀混战连绵不断,今天你杀过来;明天我打过去。胜者攻城略地,大发横财;败者下野出洋,暂避锋芒,以期卷土重来。因此,战败出国已是军阀司空见惯的手法。在这种情况下,吴佩孚能坚持“不出洋”,实属不易。

在“四不”中,吴佩孚执行最坚决的当属“不走租界”。

吴佩孚素以云长、武穆自诩,最重民族气节。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,不管形势多么严峻,不愿依靠外国人,坚持“不进租界”。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,直系军阀兵败如山倒。吴佩孚被倒戈的冯玉祥逼得穷途末路,只得退往天津,困于新火车站。其部属劝他遁入租界,稍做权宜之计。吴佩孚不肯违背自己的誓言,断然拒绝:“堂堂军官,托庇外人,有伤国体,焉可为之?”

1939年年底,吴佩孚牙槽感染发炎,危及生命,家里人请德国医生,经诊断,认为必须住院手术,并让其家人赶快送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。而吴素有“不入租界”的誓言,德国医生只好叹息而去。他周围的人无不为此着急。当吴妻准备劝他去德国医院时,吴佩孚却先开口说:“你我夫妻一场,我的心意你不能说不了解,倘若你趁我昏迷不醒之际,把我送到东交民巷,那我们就不是夫妻了!”

吴佩孚奉行的“四不”所反映的操守,受到时人的赞许。中共元老董必武指出:“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,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。第一,他平生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、岳,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,不居租界自矢。……吴的不出洋、不居租界的口号,表现了他不愿意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,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,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。第二,吴氏做官数十年,统治过几省的地盘,带领过几十万大兵,他没有私蓄,有清廉名,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,总算难能可贵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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